熠熠全球能源观察：（董秀成）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国家能源战略体系的核心战略
（来源：熠熠全球能源观察 2024-02-03）
董秀成
保障供应曲韵浓，满足消费醉娇红，能源供需筑神功。冷暖东西华夏漫，能来源走过炎冬，安全战略天地融。
任何事务，安全是前提。
中国未来能源战略体系的核心战略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在推进能源转型和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过程中，更要强化能源安全，切实做到能源供应自主可控和可靠。
一、客观理性认识能源安全
众所周知，能源具有战略性，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能源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事关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等。
对于世界上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确实需要对国家能源安全形势进行客观理性的认识。
（一）化石能源资源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那就是中国化石能源资源呈现“富煤、缺油、少气”的特征，但是上述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恰当，但是或许应该改变，至少应该有所调整或更新。
之所以说，上述说法比较恰当，主要是基于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地位而言，毋容置疑，就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来说，化石能源仍然是主导能源，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化石能源仍然稳居主导地位。
1.煤炭资源相对富裕
对于煤炭资源来说，中国“富煤”之说或许有其道理，因为目前国内煤炭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至少不像石油和天然气那样过度依赖国外进口。
但是，本人认为上述观点似乎也有些勉强，“富煤”也不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因为尽管中国煤炭储量规模比较大，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因此人均煤炭探明储量仅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
另外，从中国煤炭储采比来看，以2021年数据为例，煤炭产量大约为41亿吨，储采比大约为29年，似乎也并不十分乐观。
2.石油资源严重匮乏
如果从资源来看，中国石油资源十分有限，目前技术可开发资源大约有36亿吨，人均石油技术可采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比重明显偏低。
以2021年数据为例，中国石油产量大约为2亿吨，储采比大约为18年，可见后备资源开发潜力很小，而且还面临国内稳产的巨大压力。
从石油消费需求来看，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年消费规模超过7亿吨以上，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2021年对外依存度高达72%。
3.天然气资源潜力有限
从资源来看，中国天然气资源潜力也很有限，技术可开发量更低，目前大约有6.3万亿立方米，人均技术可采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比重过低。
从储采比来看，2021年中国天然气产量为2053亿立方米，储采比大约为30年，可见现有天然气后备资源潜力也明显不足。
从天然气消费需求来看，中国目前天然气消费规模持续快速增大，年消费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立方米以上，大体上与欧盟天然气消费规模相当，也需要从国际上场大量进口，2021年对外依存度已经高达45%。
由上分析可知，中国作为全球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大国，化石能源资源潜力十分有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自给能力十分脆弱，高度依赖国外进口，对外依存度过高，对国家能源安全构成了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威胁。
（二）复杂多变的全球地缘政治影响中国油气进口安全
长期以来，中国油气国内生产和供应能力有限，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对外进口依存度过大，直接影响国家能源安全。
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导致油气供需关系不断出现失衡，导致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危机时有发生。
在高油气价格情况下，中国油气进口成本代价确实很高，需要支出更多的外汇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另外，中国油气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和北非等地区，运输通道比较单一，需要经过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与中国南海交汇处的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等海上运输通道，一旦出现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有可能面临通道封锁等重大风险。
上述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冲击，对中国国家能源安全造成潜在的巨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
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考虑到国内复杂的能源转型需要，中国政府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要求更加严格，客观上需要建立全新的能源安全观。
（三）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巨大
任何一个国家，能源发展其实都离不开能源资源禀赋问题。
能源资源禀赋，不仅仅是化石能源资源，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和关注非化石能源资源，而且关注度应该超过化石能源资源。
对于现阶段来说，中国应该重新正确认识能源资源禀赋，这是正确认识能源基本国情的至关重要的思考因素，也是确保未来长期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础要求，更是国家制定和完善未来能源发展和转型战略或政策的出发点。
从未来能源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传统“富煤、缺油、少气”说法或认识或许越来越不合时宜，对能源资源禀赋的认识或许已经跟不上未来能源发展形势。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比重也在稳定快速提高。
在此情况下，如果还过分强调上述化石能源资源禀赋问题，或许已经早已经过时了，而且已经不太符合逻辑思维。
从可再生能源资源来看，中国地缘广阔，各种非化石能源资源潜力巨大，开发潜力也十分巨大，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资源十分丰富，而且不受制与人，是要下定决心大力发展，相信中国有能力实现能源独立自主，能源安全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和能源转型等途径加以解决。
根据查阅文献，中国技术可开发的风能资源约为35亿千瓦，技术可开发的太阳能光伏资源约为22亿千瓦。
中国太阳能和陆上风能资源丰富，目前利用率仅为0.2%、5%，经过科学开发和利用，预计完全有可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除了风能和太阳能之外，中国还有庞大的水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资源，从资源潜力来看，逐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其能源主体化是完全可能。
（四）能源转型与能源保供叠加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明显，世界各地频现极端天气，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局势，个别国家能源短缺程度加深。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尤其是过度依赖煤炭。
以2021年为例，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其中煤炭比重更是居高不下，而且下降趋势十分缓慢。
然而，中国已经提出了“双碳”目标，需要加快能源转型和结构调整步伐，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能源问题，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中国迫切需要做出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尽快制定能源发展路径，加快改变以煤炭为主体的发展路径，稳步推进煤炭推出主体地位的步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去煤炭化进程。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煤炭比重下降或退出主体地位又直接影响到能源供应安全形势，尤其是影响到电力系统稳定性，促使电力系统的复杂性。
比如，2021年，由于中国实施煤炭控制政策和措施，出现了煤炭短缺现象，导致煤炭价格高企，进而导致煤炭发电企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电力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受阻，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等乱象，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释放煤炭产能和煤炭价格区间控制政策等。
再比如，2022年，由于受到夏季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传统水力发电区域水电出力较常年大幅度减少，而且光伏发电量也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再加上因高温引起降温负荷大幅增长，造成供电紧张局面。
由上分析可知，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国家统筹协调，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一方面需要加快非化石能源“立”的速度，另外一方面还要助推化石能源“破”的进程，以非化石能源逐渐代替化石能源，最终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
二、调整能源安全思维
对于能源供给安全，中国应该要有全新的战略思考，尤其需要有大胆的创新思考和创新判断，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安全理念。
从未来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上来看，中国应该拓展能源安全的内涵，充分发挥煤炭在确保能源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尽快让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安全中担当重任，并加快从能源供给侧安全向能源需求侧安全转移。
（一）拓展能源安全内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凸显。
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气候生态环境安全与能源结构密不可分，气候变化、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放的能源消费方式有直接关系。
从2006年以来，中国就已经是全球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未来减污降碳和能源结构调整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
目前，中国已经提出了“双碳”目标，而且处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能源发展也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需要加快能源转型，客观上需要建立在碳约束下的能源安全观。
中国能源发展和转型的基本方向，是在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的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高速、健康、可靠、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可以这样说，上述基本方向将影响着中国“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结构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变。
面对未来，中国能源安全观必须考虑气候、生态和环境等要素，也就是说，气候、生态和环境安全应该成为整体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能源安全内涵需要拓展，必须增加气候、生态和环境要素，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与气候、生态和环境之间形成协同发展，实现经济与气候、生态和环境协调发展。
（二）发挥煤炭在确保能源安全中的作用
在过去较长时期，中国一旦谈到能源安全，往往马上想到油气，尤其是马上想到油气对外依存度问题，比如油气进口对外依存度过大等问题，可以说，油气对外依存度过高是中国政府长期高度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
不过，在本人看来，中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应该高度重视煤炭在能源转型过渡期的安全保障地位，不能忽视煤炭作为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中国长期形成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必须打好煤炭这张“牌”，如何打好煤炭“牌”将是未来重点环节，事关如何推进能源转型和确保能源安全。
以2021年数据为例，中国煤电装机比重大约装机总量的一半，但是发电量比重约为全国发电量的60%，属于国家能源安全供应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中国在加快能源转型之时，必须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继续发挥煤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
1.推动煤炭向战略性资源转型
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多变，能源供需持续波动，能源价格震荡起伏，这直接影响到中国能源安全局势。
在如此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在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加大煤炭资源勘探力度，确保煤炭后备资源稳定可靠，确保在异常情况下，有足够的煤炭资源可以开采。
中国需要将煤炭作为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包括生产能力储备和实物储备，可以在关键时刻释放储备，切实做到“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进而提升能源安全的弹性和韧性。
2.推动煤炭高效清洁化利用
面对减排与保供的双重压力，中国需要通过清洁高效利用煤电资源，为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逐步实现主体电力转型。
在能源转型过渡期，中国必须强化二氧化碳减排，加快煤电机组转型升级，有步骤推进煤电落后产能淘汰过程，持续推动煤电节能减排，利用碳捕集封存（CCS）和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技术，逐渐实现清洁化和低碳化，为实现煤电碳净零排放提供技术支持，确保国家“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3.推动煤电向调节性电源转型
煤电与新能源发电，既有相互替代关系，更需要相互协调发展，在保安全和促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短中期内，中国应该持续优化煤电布局，逐渐由东中部向西部北部转移，促进煤电与新能源优化组合，推动煤电装机和发电量在2030年前达峰。
从未来趋势来看，中国煤电需要调整功能定位，从主体电源向调节性和保障性电源转变，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充分发挥灵活性调节功能，为新能源发电消纳提供重要支持，确保极端条件下的电力供应。
（三）加快可再生能源承担能源安全重任的步伐
毋容置疑，可再生能源产业将是中国未来的“朝阳产业”，但是关键是实现规模化发展，重点需要平衡其长期向好和短期经济性不足之间的平衡。
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是拉动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的根本驱动力，也是实现国家未来长期发展和确保能源安全的客观需要。
潜力巨大的资源和不断提升的技术，是推动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和逐步实现规模化或主体能源地位的基本推动力。
从经济性来看，以往备受诟病的成本问题已经基本消除，最近二十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成本已下降了几十倍，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不存在竞争劣势。
可以预见，在中国构建全新的能源安全观，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也可以说，是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关键要素。
曾几何时，中国能源界对可再生能源发展一直不看好，甚至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于中国能源发展可能是“微不足道”。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能源界已经改变认识，对于可再生能源未来发展已经逐渐由“微不足道”转向“举足轻重”，发展潜力已经得到充分认可。
如果目前还有哪些人认为可再生能源还将是“小打小闹”，依然不可能形成大“气候”，那么可以说，这种认识就已经十分落伍了，或者说，肯定是不合时宜了。
当然，可再生能源固有的明显劣势，比如间歇性或不稳定性，完全可以逐步通过储能和调峰等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必须意识到，化石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基本不受国际环境影响，国内可以基本掌控，安全性强。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形势将逐步改变，中国能源将实现基本独立，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中国能源形势已经发生改变，已经进入能源发展多元化阶段，非化石能源需要快速实现规模化发展，重点工作应该是做好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协调互补工作，同时需要加快能源储备体系建设，并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等工作。
要破解中国能源安全难题，关键要要找到充足的清洁替代能源，加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构建新型能源供应体系，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就是基本路径。
（四）加快从能源供给侧安全向能源需求侧安全转移。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安全观的关键是能源供需安全，核心思想就是能源供应一旦无法满足能源消费需求，便是能源不安全，相反，如果能源供应能够保障能源消费需求，则便是能源安全。
1.能源资源稀缺必然导致能源供给有限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安全观的关键是能源供需安全，核心思想就是能源供应一旦无法满足能源消费需求，便是能源不安全，相反，如果能源供应能够保障能源消费需求，则便是能源安全。
中国以往能源安全理念过度强调能源供应，以能源供应保能源需求，客观上促使能源产业发展过度粗放，然而基于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导致能源供给有限。
对于能源供给侧来说，中国需要改变以往粗放式的供给模式，以能源产业科学和高质量发展来满足能源消费的合理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能源的“无限”需求而提高能源供给能力。
2.人类欲望贪婪必然趋势能源需求无限
地球资源与人类贪婪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
由于长期形成的能源安全观，中国在过去没有在能源需求侧采取符合国情的政策措施，导致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增大，这是客观事实。
长此以往，中国能源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不断提高能源供给能力啊来满足不断过快增长的能源需求，然而能源供给肯定有限，而能源消费需求或许无限，如果放任消费需求，任何能源政策都会遇到挑战。
中国必须认识到，能源资源很有限，导致供给能力有限，而人们对能源消费的需求是无限的，以有限供给来满足无限需求其实是不符合基本逻辑思维的。
3.只有抑制需求才能确保能源安全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对能源消费需求肯定不同，同样，不同的经济结构，同样对能源消费需求更是存在巨大的差异。
对于能源安全来说，是能源刚性短缺还是柔性短缺，需要客观理解和认识，比如最近几年多次出现的煤炭供应紧张情况，是由于国家政策导致的问题，而非煤炭资源短缺造成的供应安全问题。
能源消费需求，应该包括合理需求和不合理需求，对于合理需求部分应该保障供给，而对于不合理消费部分，应该抑制或控制，避免能源浪费或能源效率低下。
中国能效提升工作没有跟上时代潮流，总体上能源效率偏低，甚至达不到全球的平均能源效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差距巨大。
在能效方面，中国长此以往高度重视能源数量发展，而对能源发展质量或能源利用效率没有重视，客观上导致中国能效提升严重滞后，与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的地位和整体经济综合实力快速发展不匹配。
在能源强度方面，中国长期居于高位，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付出的能源消耗代价过大。
在过去十年，由于中国开始实施高质量发展，强调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能源效率开始逐步提高。
但是，直到目前，中国能源效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可见中国能效提升潜力巨大，未来任重道远。
在我看来，中国未来能源安全观应该是以科学高质量的能源供给来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合理能源需求，在满足能源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抑制能源的不合理需求或避免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高度重视与能源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安全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Critical Minerals Market Review 2023》报告，由于近年来新能源持续扩张，大大推动了全球对关键矿物的需求。
在2017-2022年期间，电动汽车、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所需关键矿产资源的市场规模翻了一番，达到3200亿美元。
与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相比，虽然关键矿产资源市场还不够大，但是规模扩大趋势十分明显，在过去五年，全球锂的需求增长了2倍，钴的需求增长了70%，镍的需求增长了40%，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上述关键矿产资源需求快速增长，主要源于电动汽车的高速发展，2021年全球电动车销售量超过了1000万辆，而2022年全球电动车销售量又增长了60%，出现了高速膨胀的发展态势。
另外，伴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提速，为解决新能源不稳定性等问题，发电全球储能产业发展更加迅速，储能容量增长更快，2022年全球储能容量增加了一倍。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一直保护对能源经济发展和军事能力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比如美国和欧盟将约50种金属元素和矿物质列入保护对象。
西方国家不断出台相应政策，欧盟出台了电池监管和关键原材料法，美国出台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制定了关键矿产战略等。
目前，中国是全球20种关键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比如中国占据全球稀土元素镝开采量的84%和精炼产品的100%。
虽然中国钴和镍的开采量极小，但是这两种金属精炼产品的最大生产国。此外，中国企业一直在刚果和印尼等国大举投资于钴矿和镍矿。
可以预见，针对全球能源转型，新能源将持续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关键矿产“争夺战”将愈演愈烈，能源安全的焦点可能有传统油气安全过度到关键矿产资源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及早规划，制定战略和对策。
附：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