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星新闻 2022-10-30）
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之一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报告提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为什么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什么是制度型开放？如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往的时候如何体现？
对此，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王志民是国内最早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知名学者，曾到访数十个“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和地区考察调研，创造性地提出“丝路新秩序”的概念。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红星新闻：二十大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为什么中国坚持对外开放？
王志民：整个改革开放进程是持续的、有阶段性的，新时代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就把对外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从整个人类历史看，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
从战略方针来说，我国1978年确定了改革开放之路，到1984年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具有鲜明开放性和时代性。开放性和时代性，都是反映开放的。
世界近现代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能证明这一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所以任何国家要封闭，都会落后。
红星新闻：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我们需要做什么？
王志民：我国对外贸易额很大，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一，主要是商品货物贸易，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顺差。
对于贸易强国，我的看法是，首先高端制造业在商品货物贸易中占的比重要不断提升，这样的话附加值就高，能给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一些机会，不然老是和他们在同一层次竞争，我们得益少，他们也不满意。当然，高端制造业的升级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除了商品货物贸易，还要注重服务贸易，这是贸易的高水平体现。我们的服务贸易这几年进步很快，虽然总额连续8年世界第二大，但是依然逆差，这是制约我们成为贸易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好的趋势是，我国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是很高的。
制度型开放与“软联通”
红星新闻：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您是如何理解制度型开放的？
王志民：我一直在研究“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有三个联通，“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制度型开放实际上是“软联通”。我们看“一带一路”的“软联通”，就从标准说起，中国的标准现在正在经历从跟随到引领的一个跨越，无论是高铁、新能源，还是5G通信、电动汽车，相关标准我们已经在引领了。核电方面，我们的华龙一号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已经有200多项标准成为ISO国际标准。2019年，中国已经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标准化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是“硬联通”，但“硬联通”离不开软联通的标准支撑，“软联通”的标准在“硬联通”里面占到1/3，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贡献。
机制方面，比如合作机制、合作规则，我们通过RCEP等自贸协定，地区性论坛如博鳌亚洲论坛，还有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中国-阿拉伯、中国-俄罗斯、亚欧博览会等，在这些场合提出我们的思路，甚至我们的规则、我们的标准，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们都是规则制定者。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规则是个好东西，但看似平等，有时候可能是掩盖了事实不平等，你块头大我块头小，却是同样的规则，就像拳击比赛，有不同的重量级。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国际公共产品，如允许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降低关税等方面有更长的过渡期，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都是这么做的。
红星新闻：RCEP正式签署后，中国又于2021年申请加入CPTPP。中国为什么要运用这些机制，又如何与“一带一路”互补？
王志民：我认为RCEP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带一路”里面合作水平最高，机制化的水平最高，这是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展示。
CPTPP比RCEP的机制和合作的水平更高一些，申请加入体现了我们的自信，因为它的贸易规则水平更高，反映我们勇于和高水平的合作机制对接。
中国申请加入CPTPP，首先是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心，我们不怕竞争，实际上经济合作与竞争是可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想当年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与狼共舞”，他们都比我们强大，20年之后发现我们不仅适应了，还很好地发展了自己，这也是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给世界展示，中国对外开放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还会越开越大。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红星新闻：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在发展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交往？
王志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突破了“中心-外围”格局，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等于欧美的那一套，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认识的一个新高度，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借鉴，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像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在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们不输入别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早期一些国家确实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我经常跟“一带一路”国家的官员讲课，讲课的时候跟他们聊，他们的历史上，包括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共同的遭遇，都是被侵略过、被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历史遭遇，也有共同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如何交往，就是外交部部长王毅说的平等相待、互帮互助、聚焦发展。
第一，平等相待。我们一直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我们无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是在其他各种国际场合中，都是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而且我们从不说我们实力如何如何。中国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事情各国共同商量来办，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优点。
第二，互帮互助。我们主张发展中国家联合，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确经济体量都很小，实力有限，发言权有限，这个现实很难改变，但合作就可以改变，如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都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中国对外援助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同时对外援助实际上也是互相帮助，我们去投资也会带来联动的效益。我觉得“一带一路”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效益，比如修一条铁路可能本身不挣钱，但它会有联动发展效应，我们在那的其他投资可以挣钱。
第三，聚焦发展。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改善民生，这是所有国家的期许和主要任务。实际上，我们在国外修了很多基础设施，也为他们改善民生奠定了基础。中国之所以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很成功，就是我们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是干实事的，不搞地缘政治竞争，不和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样，把中小国家当棋子。当然，我们也愿意和发达国家去合作，如“一带一路”合作中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就是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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