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在日本：中国出版的世界意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7日6 版 何明星）
今天中国的一切比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能够获得世界的关注，从当代到历史、从政治到文化、从政府到民间等等，因此中国出版的图书就潜在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在此意义上，中国图书出版迎来了有史以来拓展世界市场空间最好的历史时期。只不过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期望传播的目标之间往往有些差别，而引导、协调二者之间的差别，正是中国出版界的职责所在。
《蚁族》一书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就体现了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出版之间的不协调：在国内，该书最初被当作一般学术书来对待，让作者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才得以面世，而在日本出版时却很“热”，在十几家报刊上刊发书评，而且还投入巨资刊发图书宣传广告。一冷一热，正好反映这种差别。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而事关中国出版业在选题、生产、加工、销售诸环节所具有的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国出版的世界意识。
在中国出版时的“冷”
《蚁族》一书的形成与出版过程，按照作者廉思的介绍，起因是在2007年夏天，他偶然从《中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向下的青春”一文，由此开始了对“蚁族”的关注，开始了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村”问题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资参考的情况下，这位具有县级市挂职锻炼经验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年轻教师，自行组织社会调查，并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但出版的过程却不如预想的顺利。作者廉思拿着书稿找到最负盛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选题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只当作一般学术选题处理，作者只好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首印仅有8000册。但出版面世后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联动效应，作者也由此成为国家级课题的项目“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主持人。
该书的最大贡献是“蚁族”一词，是作者廉思的首创，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综合蚂蚁和这一群体的共有特征，将其命名为“蚁族”。并且，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蚁族”群体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二险”。平均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蚁族”在“2009凤凰·百度时事沸点事件”评选中，“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搜索量，毫无悬念地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在《咬文嚼字》公布“2009年十大流行语”中，“蚁族”又以高票当选。
随着“蚁族”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蚁族》一书在2009年面世后屡次重印，当年就重印五次，截至2012年，该书已经印刷了6万册。这本略显枯燥的学术读物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完全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料。应该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今天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堪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某些选题、领域的开发引领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对这个选题的忽视可能有人为因素，但却也能够说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市场化生存与社会重大选题之间，商业利益与学术责任之间，往往不自觉地偏向前者。而这本书事后的成功，足够引起所有中国出版同仁反思：有没有一条将二者打通的管道呢？肯定有，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出版界同行做得就比较好。
在日本出版的“热”
高度市场化的日本出版界，经常关注中国图书市场，对于一些图书选题有着自己的判断。有些选题，中国出版界极力推荐，而且还有出版资助，有的甚至中国方面翻译好，但出版的积极性并不高。而有一些图书却是宁愿花大价钱也要出版，《蚁族》就是其中之一。
《蚁族》一书的译者是日本学者関根謙，他1951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就是去年发生核电站爆炸事件的地方。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硕士，现为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教授，2010年4月起担任文学部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88年曾出版过《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一书，此后不断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如1997年翻译出版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家格非的《飞过时间的鸟》、2004年翻译过虹影的小说《饿》、2008年翻译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等等。
《蚁族》一书于2010年9月由日本勉誠出版社出版，这家日本出版社创办于1967年，办公地址就位于日本出版社、书店扎堆的東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现任社長为岡田林太郎，职员仅有14名，是一个典型的中小出版社。出版领域集中在文学、语言学、历史、考古、美术史、文献学等几个方面。出版理念也很朴素：“对人诚实、对工作诚实、对社会诚实、对世界诚实”。代表性出版物有《世界儿童·青少年文学情报大辞典》、《宫泽贤治辞典》、《太宰治辞典》、《菅原道真辞典》、《太平记》等。
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重视程度却比国内强多了。
首先是日本一流的学者撰写了大量书评，下面是勉诚出版社列出的刊登了《蚁族》书评的报纸名单：
1.
2.
3.
4.
5.
6.2010年9月24日，《神奈川新闻》〈读书〉栏，撰写者是长期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日本著名文学家麻生晴一朗；
7.
8.
9.
10.
从保阪正康、生田武志到堂目卓生、麻生晴一朗、高原基彰，这些人都是日本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这些名人能够不吝笔墨撰写书评，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事件，当然就更不用说带动这本书的销售了。
其次，除了书评之外，该书还上了电视。
最后是直接广告宣传投入。2012年的
此外，《朝日新闻》的广告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后，经过两年的酝酿，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畅销书，而日本畅销书的概念是销售数量要达到十万册以上。一个在中国自费出版的选题，在日本经过一个仅有14名职员的小出版社之手，成了畅销书，驾驭图书市场的能力高下立现。
获得日本青睐的原因
每年中国出版近30万种图书，为什么独独《蚁族》一书获得了日本的青睐？笔者综合几篇书评的内容后发现：
第一，通过了解当代中国青年人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本书是一本绝好的题材，因此才引起日本社会上下的高度关注。可见，认识当代中国、解释当代中国的图书，在中国热成为世界性话题的今天，都理所应当地具有巨大市场。
曾经在中国作访问学者的高原基彰，他以“地方出身的大学生面临就业难”为题刊发了书评，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蚁族“群体的收入、生活状态以及原书作者的一些结论和担忧，明确“蚁族”形成的原因是高校扩招，强调中国的“蚁族”与日本的不同。他呼吁日本学界要关注这个话题：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是笔者在北京的2009年，当时该书一出版就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建议只看英语圈和国内学会出版杂志的日本大学教授和研究者，要关注范围更为广泛的出版界的话题。”
在另一篇书评中，书评作者还明确推荐其他几本书与本书配合阅读，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青年人：
“要理解中国当下的年轻人，我想还推荐远藤誉的《中国动漫新人类——日本的动画和漫画摇动中国』（日经BP社，2008）和《拜金社会主义中国》（筑摩新书，2010）配合推荐阅读。只有了解了多种形象的中国年轻人，才能对现代中国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
“围绕蚁族这一问题，揭示出了中国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大学教育系统和社会就业需求之间的不协调、地方与中心城市之间落差、不同出身阶层之间的距离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第二，日本社会也有“高学历低收入者”人群，中国的“蚁族”现象与日本似曾相识，“高学历低收入者”这个群体在中日两个社会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这也是该书能够获得日本读者广泛青睐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无论是日本上层社会的学者，还是普通日本读者，都认为“日本蚁族”与“中国蚁族”之间有区别。大多数学者都专门指出了中日“蚁族”的不同。
有个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本书）副标题是“高学历低收入者”，这种现象与日本研究生学历毕业，无法找到工作的现象很相近，不过中国的情况，倒不如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弊病。另外，出版者在“致日本读者”的后记中指出，“蚁族”现象在日本大多是自愿选择的“自由职业者”，与中国的“蚁族”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虽说中日之间有研究生大众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差别，但其实都是经济发展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劳动就业之间彼此不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所产生的悲剧。我感觉，在社会矛盾比日本深刻的中国，中国蚁族们顽强的生活态度与其说堪比生活在成熟社会的日本年轻人，莫不如说有点像作为见习生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年轻人。
高原基彰也明确指出，在日本成为社会话题的“高学历低收入者”，指的是研究生以上的人群，特别是那些念完博士课程但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又没有工作的人群，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蚁族”有区别。
署名tabopapa的读者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留言道：
“和日本一样，中国也步入大学教育大众化时代。本书是对中国的高学历低收入者的社会现象——蚁族的分析，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原生态调查是非常有意义的。日本人读本书，对于今后中国发展方向性的问题给予指正之外，也要对日本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给予反思。大学生就业难不仅仅是中国、日本，在欧美也很严重的问题。中国蚁族和日本的自由职业者虽然有不同，那时因为各有各的社会背景，但现实社会的需求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差距却是共同的问题。这样思考的话，本书不单纯是中国的问题，对于反思日本社会也有很多启发。”
第三，《蚁族》一书最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对蚁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的揭示，并指出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破坏性，尤其是这个群体可能是“网络暴民”的主要参与者。这个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有些读者因此联想到日本社会的“右翼”群体，可能也是把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借助互联网发泄出来的一群人。
比如一个署名为“ものろぎや?そりてえる”的日本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苦难的生活和对未来的迷茫所带来的压力，“蚁族”们具有一股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憎恶情绪。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不会付诸具体要求和集体行动，而是借助互联网发泄出来。或许中国“反日”的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他们也有一定关系吧。书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日本所谓的“网络右翼”的一群人，也可能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如意、并对社会抱有强烈不满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没有是非，只通过过激的言论引起社会的注意，发泄不满情绪
值得提出的是，笔者在阅读《蚁族》一书在日本刊发的各类书评和读者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留言后，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站在日本民族的立场上关注当代中国，这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共同的视角，从人之常情角度来看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与中日之间的关系纠结在一起，无处不透露出对于中国的警惕与防范心理，这反映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主流，这是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方向相违背的。
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强调的是，日本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把握和运作，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出版机构，借助一个“中国话题”成功地把握住了日本社会的思想脉搏：与中国“蚁族”相似的“高学历低收入者”、舆论网络日本中的“右翼”群体，都引起日本读者的高度关注，并因此带动本书的销售业绩。这正是跨文化传播学成功的窍门——寻找到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同构部分，才能使传播成功。其实，这本书在英语文化区、西班牙语文化区、阿拉伯语文化区还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笔者注意到，《蚁族》一书的中文版，已经被美国的7所大学图书馆购买用作参考书，其中有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因此，中国出版一定要有世界意识，才不辜负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和舆论中心之一。
附：原文报道：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6/27/nw.D110000zhdsb_20120627_1-06.htm?div=-1
《蚁族》在日本：中国出版的世界意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7日6 版 何明星）
今天中国的一切比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能够获得世界的关注，从当代到历史、从政治到文化、从政府到民间等等，因此中国出版的图书就潜在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在此意义上，中国图书出版迎来了有史以来拓展世界市场空间最好的历史时期。只不过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期望传播的目标之间往往有些差别，而引导、协调二者之间的差别，正是中国出版界的职责所在。
《蚁族》一书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就体现了世界市场预期与中国出版之间的不协调：在国内，该书最初被当作一般学术书来对待，让作者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才得以面世，而在日本出版时却很“热”，在十几家报刊上刊发书评，而且还投入巨资刊发图书宣传广告。一冷一热，正好反映这种差别。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而事关中国出版业在选题、生产、加工、销售诸环节所具有的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国出版的世界意识。
在中国出版时的“冷”
《蚁族》一书的形成与出版过程，按照作者廉思的介绍，起因是在2007年夏天，他偶然从《中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向下的青春”一文，由此开始了对“蚁族”的关注，开始了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村”问题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资参考的情况下，这位具有县级市挂职锻炼经验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年轻教师，自行组织社会调查，并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但出版的过程却不如预想的顺利。作者廉思拿着书稿找到最负盛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该选题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只当作一般学术选题处理，作者只好自己拿出3万元出版补贴，首印仅有8000册。但出版面世后引起各方关注，引发了联动效应，作者也由此成为国家级课题的项目“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主持人。
该书的最大贡献是“蚁族”一词，是作者廉思的首创，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他综合蚂蚁和这一群体的共有特征，将其命名为“蚁族”。并且，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蚁族”群体也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二险”。平均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蚁族”在“2009凤凰·百度时事沸点事件”评选中，“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搜索量，毫无悬念地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在《咬文嚼字》公布“2009年十大流行语”中，“蚁族”又以高票当选。
随着“蚁族”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蚁族》一书在2009年面世后屡次重印，当年就重印五次，截至2012年，该书已经印刷了6万册。这本略显枯燥的学术读物所获得的巨大影响完全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料。应该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今天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堪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某些选题、领域的开发引领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向，对这个选题的忽视可能有人为因素，但却也能够说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市场化生存与社会重大选题之间，商业利益与学术责任之间，往往不自觉地偏向前者。而这本书事后的成功，足够引起所有中国出版同仁反思：有没有一条将二者打通的管道呢？肯定有，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出版界同行做得就比较好。
在日本出版的“热”
高度市场化的日本出版界，经常关注中国图书市场，对于一些图书选题有着自己的判断。有些选题，中国出版界极力推荐，而且还有出版资助，有的甚至中国方面翻译好，但出版的积极性并不高。而有一些图书却是宁愿花大价钱也要出版，《蚁族》就是其中之一。
《蚁族》一书的译者是日本学者関根謙，他1951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就是去年发生核电站爆炸事件的地方。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硕士，现为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教授，2010年4月起担任文学部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88年曾出版过《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一书，此后不断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如1997年翻译出版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家格非的《飞过时间的鸟》、2004年翻译过虹影的小说《饿》、2008年翻译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等等。
《蚁族》一书于2010年9月由日本勉誠出版社出版，这家日本出版社创办于1967年，办公地址就位于日本出版社、书店扎堆的東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现任社長为岡田林太郎，职员仅有14名，是一个典型的中小出版社。出版领域集中在文学、语言学、历史、考古、美术史、文献学等几个方面。出版理念也很朴素：“对人诚实、对工作诚实、对社会诚实、对世界诚实”。代表性出版物有《世界儿童·青少年文学情报大辞典》、《宫泽贤治辞典》、《太宰治辞典》、《菅原道真辞典》、《太平记》等。
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重视程度却比国内强多了。
首先是日本一流的学者撰写了大量书评，下面是勉诚出版社列出的刊登了《蚁族》书评的报纸名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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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0年9月24日，《神奈川新闻》〈读书〉栏，撰写者是长期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日本著名文学家麻生晴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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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阪正康、生田武志到堂目卓生、麻生晴一朗、高原基彰，这些人都是日本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这些名人能够不吝笔墨撰写书评，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事件，当然就更不用说带动这本书的销售了。
其次，除了书评之外，该书还上了电视。
最后是直接广告宣传投入。2012年的
此外，《朝日新闻》的广告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后，经过两年的酝酿，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畅销书，而日本畅销书的概念是销售数量要达到十万册以上。一个在中国自费出版的选题，在日本经过一个仅有14名职员的小出版社之手，成了畅销书，驾驭图书市场的能力高下立现。
获得日本青睐的原因
每年中国出版近30万种图书，为什么独独《蚁族》一书获得了日本的青睐？笔者综合几篇书评的内容后发现：
第一，通过了解当代中国青年人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本书是一本绝好的题材，因此才引起日本社会上下的高度关注。可见，认识当代中国、解释当代中国的图书，在中国热成为世界性话题的今天，都理所应当地具有巨大市场。
曾经在中国作访问学者的高原基彰，他以“地方出身的大学生面临就业难”为题刊发了书评，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蚁族“群体的收入、生活状态以及原书作者的一些结论和担忧，明确“蚁族”形成的原因是高校扩招，强调中国的“蚁族”与日本的不同。他呼吁日本学界要关注这个话题：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是笔者在北京的2009年，当时该书一出版就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建议只看英语圈和国内学会出版杂志的日本大学教授和研究者，要关注范围更为广泛的出版界的话题。”
在另一篇书评中，书评作者还明确推荐其他几本书与本书配合阅读，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青年人：
“要理解中国当下的年轻人，我想还推荐远藤誉的《中国动漫新人类——日本的动画和漫画摇动中国』（日经BP社，2008）和《拜金社会主义中国》（筑摩新书，2010）配合推荐阅读。只有了解了多种形象的中国年轻人，才能对现代中国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
“围绕蚁族这一问题，揭示出了中国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大学教育系统和社会就业需求之间的不协调、地方与中心城市之间落差、不同出身阶层之间的距离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第二，日本社会也有“高学历低收入者”人群，中国的“蚁族”现象与日本似曾相识，“高学历低收入者”这个群体在中日两个社会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现象，这也是该书能够获得日本读者广泛青睐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无论是日本上层社会的学者，还是普通日本读者，都认为“日本蚁族”与“中国蚁族”之间有区别。大多数学者都专门指出了中日“蚁族”的不同。
有个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本书）副标题是“高学历低收入者”，这种现象与日本研究生学历毕业，无法找到工作的现象很相近，不过中国的情况，倒不如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弊病。另外，出版者在“致日本读者”的后记中指出，“蚁族”现象在日本大多是自愿选择的“自由职业者”，与中国的“蚁族”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虽说中日之间有研究生大众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差别，但其实都是经济发展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劳动就业之间彼此不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所产生的悲剧。我感觉，在社会矛盾比日本深刻的中国，中国蚁族们顽强的生活态度与其说堪比生活在成熟社会的日本年轻人，莫不如说有点像作为见习生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年轻人。
高原基彰也明确指出，在日本成为社会话题的“高学历低收入者”，指的是研究生以上的人群，特别是那些念完博士课程但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又没有工作的人群，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蚁族”有区别。
署名tabopapa的读者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留言道：
“和日本一样，中国也步入大学教育大众化时代。本书是对中国的高学历低收入者的社会现象——蚁族的分析，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原生态调查是非常有意义的。日本人读本书，对于今后中国发展方向性的问题给予指正之外，也要对日本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给予反思。大学生就业难不仅仅是中国、日本，在欧美也很严重的问题。中国蚁族和日本的自由职业者虽然有不同，那时因为各有各的社会背景，但现实社会的需求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差距却是共同的问题。这样思考的话，本书不单纯是中国的问题，对于反思日本社会也有很多启发。”
第三，《蚁族》一书最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对蚁族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的揭示，并指出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稳定所具有的破坏性，尤其是这个群体可能是“网络暴民”的主要参与者。这个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有些读者因此联想到日本社会的“右翼”群体，可能也是把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借助互联网发泄出来的一群人。
比如一个署名为“ものろぎや?そりてえる”的日本读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苦难的生活和对未来的迷茫所带来的压力，“蚁族”们具有一股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憎恶情绪。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不会付诸具体要求和集体行动，而是借助互联网发泄出来。或许中国“反日”的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他们也有一定关系吧。书中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日本所谓的“网络右翼”的一群人，也可能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如意、并对社会抱有强烈不满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没有是非，只通过过激的言论引起社会的注意，发泄不满情绪
值得提出的是，笔者在阅读《蚁族》一书在日本刊发的各类书评和读者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留言后，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站在日本民族的立场上关注当代中国，这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共同的视角，从人之常情角度来看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与中日之间的关系纠结在一起，无处不透露出对于中国的警惕与防范心理，这反映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主流，这是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方向相违背的。
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强调的是，日本勉诚出版社对于《蚁族》一书的把握和运作，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出版机构，借助一个“中国话题”成功地把握住了日本社会的思想脉搏：与中国“蚁族”相似的“高学历低收入者”、舆论网络日本中的“右翼”群体，都引起日本读者的高度关注，并因此带动本书的销售业绩。这正是跨文化传播学成功的窍门——寻找到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同构部分，才能使传播成功。其实，这本书在英语文化区、西班牙语文化区、阿拉伯语文化区还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笔者注意到，《蚁族》一书的中文版，已经被美国的7所大学图书馆购买用作参考书，其中有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因此，中国出版一定要有世界意识，才不辜负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和舆论中心之一。
附：原文报道：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6/27/nw.D110000zhdsb_20120627_1-06.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