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出现大幅度下滑可能性并不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23-07-11）
自三四月冲高后，我国外贸数据近期明显回落，几大出口市场增速出现下滑。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国家通胀问题仍在演变，全球需求仍旧低迷。在经济全球化退潮大背景下，也有加强区域合作的努力。随着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在内的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标志着全球人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进入新阶段。今年下半年我国外贸形势是否会有起色？RCEP会产生哪些利好？《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教授屠新泉。
西方国家采购需求从中国转移会进一步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我国今年3月和4月出口增速分别为14.8％和8.5％，5月出口增速明显回落，为-7.5％，也大幅低于同比增长0.1％的预期。你觉得原因有哪些？
屠新泉：三四月是比较特殊的月份。去年12月起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续有节日、季节性因素存在，一二月份很多业务都没法开展，大量积压的订单集中在三四月份交付。所以，3月出口数据大“爆发”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或者特殊性。从较长趋势来看，实际上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国出口增直处于下行通道。所以今年5月的数据并不是突然就出现的情况，它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本身原因导致的，更多是世界市场大环境变化的结果。我国2021年出口特别亮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西方国家出台了大量针对消费者的刺激政策。消费者手握大量现金去消费、采购，推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而从2022年初开始，很多国家疫情防控相继放开，相关的生产活动逐渐恢复，相应地，之前实施的很多刺激政策就退出了。另外，加上通货膨胀抬头，全球整体消费能力受到很大打击，外贸回落。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基本上全球都是一样的，世界贸易数据都在下滑。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今年的外贸形势？随着现在全球外贸萎缩，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会不会成为我国外贸常态？
屠新泉：至少从目前来看，外贸出现大幅度下滑可能性并不高，大概率会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只要世界经济维持增长势头，外贸实现正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若想维持高速增长，恐怕也不现实。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来说，现在还看不到增长率反弹或者再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很多机构都在下调世界经济预测值，这是一个大背景。另外，地缘政治、产业链转移或者说是产业链重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跟中国的所谓的“脱钩”，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冲击。过去，我国出口市场中，发达国家一直占到一半以上，这也是过去40多年外贸发展的主要动力。但现在整体来看，他们的部分采购需求从中国转移是会进一步发生的，这对我国出口会有压力。此外，我国现在正积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结构。反映在外贸上，过去这些年，外贸占GDP的增长、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下降，这也成为一个宏观趋势。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肯定会下降。未来，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会以国内市场为主。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外资企业以前生产的大概1/3产品供国内市场，2/3出口，但现在反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外贸增长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新阶段。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国内生产主要是供出口。加上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在发生调整，“内循环”比例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优势在于生产能力。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我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快速释放。过去几个月，相比于德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等主要出口工业国，中国的出口形势仍然是最好的。全球需求萎靡，这个靠单一国家是无法扭转的。但从生产的角度来讲，我们体现出来更强的竞争力。当处在低迷的世界市场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能占领更高的市场份额。
我们与东盟形成了上下游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5月，我国前三大出口市场增速都在下滑。其中，对欧盟出口446.3亿美元，同比下降7.0％，原因是什么？欧盟市场未来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屠新泉：欧盟在贸易政策上总体是较为开放的，比较遵守WTO规则。虽然这两年也受到了美国一些影响，但还没采取类似于美国这样比较明显的“脱钩”政策。所以我国对欧盟出口下降并不是因为欧盟政策原因，更多还是由于欧盟经济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欧盟，尤其是德国，受俄乌冲突的冲击比较大，其整体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德国又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经济不好，整个欧洲经济都不太好。相应地，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这是对欧盟经济现状的反应。欧盟市场未来的挑战主要还是在于俄乌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到现在，欧盟的通货膨胀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会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例如，去年冬季，欧洲整体供暖成本、能源成本都大幅度走高，当地人把钱都花在这上面，消费的钱自然就减少了，这对我国出口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东盟是我国最大的出口支撑经济体，但对东盟出口在四五月份连续回落。这应该需要担心吗？与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有关吗？
屠新泉：东盟这两年跟我们的经贸关系发展非常快。我认为，东盟可能是我国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东盟体量不小，有6亿多人口，总体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此外，东盟跟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密切。产业链转移对外贸影响有好有坏。虽然中国有一些企业转移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但也带动了出口。因为企业的组装厂去了东盟，但中间品依旧还需要依靠中国制造，得从中国进口。比如，我们现在跟越南之间的贸易增速非常快，今年1至5月对越南的贸易总额超800亿美元。所以我们现在跟东盟之间的关系，从供应链角度来讲，是上下游关系。我们处在上游，东盟在下游。当然，对东盟出口在四五月份连续回落，这也是因为联动效应。东盟国家的出口对象主要还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但他们现在总体形势都不太好，对东盟的进口需求下降。相应地，东盟对我国的进口需求也会下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和东盟之间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第三方市场出现了问题，带来的连锁反应。所以现在也有观点认为，我们通过加强与东盟的外贸关系，实现了跟美国的间接挂钩：中国向东盟出口，东盟向美国出口，有传导效应。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今年6月2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效，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你觉得该协定会产生哪些影响？
屠新泉：RCEP在东亚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打造了一个产业链闭环。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都形成了一个更加顺畅、自由化、便利化的流通体系，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以前曾经力推中、日、韩三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但是RCEP已经把中日韩包括进去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实现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这非常重要，它带来的放大效应是比较显著的。RCEP的东亚签署国在地理上、文化上都很接近。澳新稍微西方一点，但他们跟东亚地区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RCEP签署国的互补性也非常强，规模庞大，随着RCEP深度实施，我觉得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在内的一系列红利都会逐步释放。
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对美国出口下降，中美贸易战、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落地、美国制造业回流等，是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屠新泉：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绝对值还可以。但是，中美“贸易战”还是有很大冲击，毕竟范围太大了。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出口有明显萎缩，但部分没有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其出口仍然在增长，综合来看，总体变化不是太大。这也说明，美国如果没有加征关税，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远远要比现在快，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确实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是贸易战，美国也在更进一步推动“脱钩断链”，把一些产业链转移到他的伙伴国、盟国，或者说像墨西哥这样的地方。有的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他就不得不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产业链的转移比出口的转移要更慢一些，这些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没那么明显，但也在慢慢显现出来。对美国出口下降，也跟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构本身变化有关。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持续的缓慢下降。美国对我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在持续下降，虽然速度很慢，不是说有显著变化，但它是个长期趋势。以前我们对美国出口市场高度依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扮演了“世界工厂”角色，产品加工组装后卖到美国。但现在，对这些产业、商品的依赖程度在下降。像制鞋、服装等产业已经转移出去很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减少，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果。另外，伴随产业升级，我国已经从中低端消费品出口国，变成一个中间品的出口国，而美国基于目前制造业情况，并不能充分消化。结果就是，中国中间品的主要出口国不是美国，而是东盟和一些其他国家，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应该如何应对产业链转移造成的压力？
屠新泉：产业链转移的影响肯定会进一步显现。但并不都是负面影响，有一部分转移是我们主动作为，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当然，产业链转移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企业转移，肯定会带来失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解决思路不是说一定要留住这个工厂，不管它工资再低，我们要留住它。我们应该是发展新的产业来吸纳就业人口，让这些劳动者得到更高工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不然你永远都是个低收入国家，永远富不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顺势而为，不强留那些低回报低收入企业，同时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
政府要将资源向社会转移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你觉得外贸还有哪些灰犀牛是需要警惕的？外贸企业缺订单，应该如何“过冬”？
屠新泉：最需要关注的还是俄乌冲突的演变。如果说战事进一步扩大，再次影响欧洲形势，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好事。现在之所以出现外贸订单减少或者流失，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大家对未来预期不稳。从国家层面来说，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在进行，竞争力也在增强。从企业角度来讲，外部因素我们也影响不了，只能说尽可能去设法规避风险，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中国新闻周刊：外贸尤其是出口的走弱，为国内经济的稳步复苏带来不确定性。面对外需和内需同时不足，你认为国内应该出台什么样的刺激政策？
屠新泉：我们近年来比较持续的问题是重生产轻消费，虽然说前期政府投资很重要，但到了一定阶段应该做调整，但目前来看，调整力度不明显。政府应该要把资源进一步向社会、民间转移，把钱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和老百姓去消费。从市场角度来看，企业沉迷于低成本优势，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导致消费力不足。现在迫切需要“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政府投资也应该从“硬基建”转换到“软基建”，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类投资力度应该要加大，这样才能形成更高水平的“内循环”。
附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2oqAq7y6IhQ1ZNzlmiMfeg
外贸出现大幅度下滑可能性并不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23-07-11）
自三四月冲高后，我国外贸数据近期明显回落，几大出口市场增速出现下滑。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国家通胀问题仍在演变，全球需求仍旧低迷。在经济全球化退潮大背景下，也有加强区域合作的努力。随着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在内的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标志着全球人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进入新阶段。今年下半年我国外贸形势是否会有起色？RCEP会产生哪些利好？《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教授屠新泉。
西方国家采购需求从中国转移会进一步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我国今年3月和4月出口增速分别为14.8％和8.5％，5月出口增速明显回落，为-7.5％，也大幅低于同比增长0.1％的预期。你觉得原因有哪些？
屠新泉：三四月是比较特殊的月份。去年12月起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续有节日、季节性因素存在，一二月份很多业务都没法开展，大量积压的订单集中在三四月份交付。所以，3月出口数据大“爆发”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或者特殊性。从较长趋势来看，实际上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国出口增直处于下行通道。所以今年5月的数据并不是突然就出现的情况，它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本身原因导致的，更多是世界市场大环境变化的结果。我国2021年出口特别亮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西方国家出台了大量针对消费者的刺激政策。消费者手握大量现金去消费、采购，推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而从2022年初开始，很多国家疫情防控相继放开，相关的生产活动逐渐恢复，相应地，之前实施的很多刺激政策就退出了。另外，加上通货膨胀抬头，全球整体消费能力受到很大打击，外贸回落。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基本上全球都是一样的，世界贸易数据都在下滑。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今年的外贸形势？随着现在全球外贸萎缩，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会不会成为我国外贸常态？
屠新泉：至少从目前来看，外贸出现大幅度下滑可能性并不高，大概率会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只要世界经济维持增长势头，外贸实现正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若想维持高速增长，恐怕也不现实。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来说，现在还看不到增长率反弹或者再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很多机构都在下调世界经济预测值，这是一个大背景。另外，地缘政治、产业链转移或者说是产业链重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跟中国的所谓的“脱钩”，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冲击。过去，我国出口市场中，发达国家一直占到一半以上，这也是过去40多年外贸发展的主要动力。但现在整体来看，他们的部分采购需求从中国转移是会进一步发生的，这对我国出口会有压力。此外，我国现在正积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结构。反映在外贸上，过去这些年，外贸占GDP的增长、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下降，这也成为一个宏观趋势。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肯定会下降。未来，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会以国内市场为主。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外资企业以前生产的大概1/3产品供国内市场，2/3出口，但现在反过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外贸增长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新阶段。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国内生产主要是供出口。加上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在发生调整，“内循环”比例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优势在于生产能力。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我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快速释放。过去几个月，相比于德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等主要出口工业国，中国的出口形势仍然是最好的。全球需求萎靡，这个靠单一国家是无法扭转的。但从生产的角度来讲，我们体现出来更强的竞争力。当处在低迷的世界市场当中，我们的竞争力还是能占领更高的市场份额。
我们与东盟形成了上下游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5月，我国前三大出口市场增速都在下滑。其中，对欧盟出口446.3亿美元，同比下降7.0％，原因是什么？欧盟市场未来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屠新泉：欧盟在贸易政策上总体是较为开放的，比较遵守WTO规则。虽然这两年也受到了美国一些影响，但还没采取类似于美国这样比较明显的“脱钩”政策。所以我国对欧盟出口下降并不是因为欧盟政策原因，更多还是由于欧盟经济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欧盟，尤其是德国，受俄乌冲突的冲击比较大，其整体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德国又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经济不好，整个欧洲经济都不太好。相应地，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这是对欧盟经济现状的反应。欧盟市场未来的挑战主要还是在于俄乌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到现在，欧盟的通货膨胀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会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例如，去年冬季，欧洲整体供暖成本、能源成本都大幅度走高，当地人把钱都花在这上面，消费的钱自然就减少了，这对我国出口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东盟是我国最大的出口支撑经济体，但对东盟出口在四五月份连续回落。这应该需要担心吗？与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有关吗？
屠新泉：东盟这两年跟我们的经贸关系发展非常快。我认为，东盟可能是我国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东盟体量不小，有6亿多人口，总体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此外，东盟跟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密切。产业链转移对外贸影响有好有坏。虽然中国有一些企业转移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但也带动了出口。因为企业的组装厂去了东盟，但中间品依旧还需要依靠中国制造，得从中国进口。比如，我们现在跟越南之间的贸易增速非常快，今年1至5月对越南的贸易总额超800亿美元。所以我们现在跟东盟之间的关系，从供应链角度来讲，是上下游关系。我们处在上游，东盟在下游。当然，对东盟出口在四五月份连续回落，这也是因为联动效应。东盟国家的出口对象主要还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但他们现在总体形势都不太好，对东盟的进口需求下降。相应地，东盟对我国的进口需求也会下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和东盟之间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第三方市场出现了问题，带来的连锁反应。所以现在也有观点认为，我们通过加强与东盟的外贸关系，实现了跟美国的间接挂钩：中国向东盟出口，东盟向美国出口，有传导效应。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今年6月2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效，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你觉得该协定会产生哪些影响？
屠新泉：RCEP在东亚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打造了一个产业链闭环。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都形成了一个更加顺畅、自由化、便利化的流通体系，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以前曾经力推中、日、韩三边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但是RCEP已经把中日韩包括进去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实现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这非常重要，它带来的放大效应是比较显著的。RCEP的东亚签署国在地理上、文化上都很接近。澳新稍微西方一点，但他们跟东亚地区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从经济的角度来讲，RCEP签署国的互补性也非常强，规模庞大，随着RCEP深度实施，我觉得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在内的一系列红利都会逐步释放。
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对美国出口下降，中美贸易战、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落地、美国制造业回流等，是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屠新泉：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绝对值还可以。但是，中美“贸易战”还是有很大冲击，毕竟范围太大了。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出口有明显萎缩，但部分没有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其出口仍然在增长，综合来看，总体变化不是太大。这也说明，美国如果没有加征关税，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远远要比现在快，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确实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是贸易战，美国也在更进一步推动“脱钩断链”，把一些产业链转移到他的伙伴国、盟国，或者说像墨西哥这样的地方。有的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他就不得不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产业链的转移比出口的转移要更慢一些，这些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没那么明显，但也在慢慢显现出来。对美国出口下降，也跟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构本身变化有关。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持续的缓慢下降。美国对我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在持续下降，虽然速度很慢，不是说有显著变化，但它是个长期趋势。以前我们对美国出口市场高度依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扮演了“世界工厂”角色，产品加工组装后卖到美国。但现在，对这些产业、商品的依赖程度在下降。像制鞋、服装等产业已经转移出去很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减少，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果。另外，伴随产业升级，我国已经从中低端消费品出口国，变成一个中间品的出口国，而美国基于目前制造业情况，并不能充分消化。结果就是，中国中间品的主要出口国不是美国，而是东盟和一些其他国家，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应该如何应对产业链转移造成的压力？
屠新泉：产业链转移的影响肯定会进一步显现。但并不都是负面影响，有一部分转移是我们主动作为，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当然，产业链转移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企业转移，肯定会带来失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解决思路不是说一定要留住这个工厂，不管它工资再低，我们要留住它。我们应该是发展新的产业来吸纳就业人口，让这些劳动者得到更高工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不然你永远都是个低收入国家，永远富不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顺势而为，不强留那些低回报低收入企业，同时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
政府要将资源向社会转移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你觉得外贸还有哪些灰犀牛是需要警惕的？外贸企业缺订单，应该如何“过冬”？
屠新泉：最需要关注的还是俄乌冲突的演变。如果说战事进一步扩大，再次影响欧洲形势，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好事。现在之所以出现外贸订单减少或者流失，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大家对未来预期不稳。从国家层面来说，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在进行，竞争力也在增强。从企业角度来讲，外部因素我们也影响不了，只能说尽可能去设法规避风险，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中国新闻周刊：外贸尤其是出口的走弱，为国内经济的稳步复苏带来不确定性。面对外需和内需同时不足，你认为国内应该出台什么样的刺激政策？
屠新泉：我们近年来比较持续的问题是重生产轻消费，虽然说前期政府投资很重要，但到了一定阶段应该做调整，但目前来看，调整力度不明显。政府应该要把资源进一步向社会、民间转移，把钱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和老百姓去消费。从市场角度来看，企业沉迷于低成本优势，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导致消费力不足。现在迫切需要“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政府投资也应该从“硬基建”转换到“软基建”，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类投资力度应该要加大，这样才能形成更高水平的“内循环”。
附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2oqAq7y6IhQ1ZNzlmiMf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