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实际上，最发达的地方都是金融中心，几乎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金融产业的增值率都是最高的，当然像美国整个金融服务业占到美国GDP的将近20%。所以，它可以创造非常多的高收入的这种工作岗位，同时也会带动这些相应的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的产生。整体上来讲，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会带动你整个产业结构的提升。重庆所处的位置，长江经济带也好，西部陆海新通道也好，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枢纽的位置，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对你提出这样一个需求。我的商品都留到这儿了，我的人员都留到这儿了，你相应的金融服务就得跟上。

  峰会期间，屠新泉院长受邀参加了主题为“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共享RCEP新机遇”的圆桌对话，与其他与会嘉宾一道，共同探讨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屠新泉：RCEP，应该说是近些年我们在经济外交当中取得的最大成果，我个人是这么评价的。从现在国际格局来讲，北美、欧洲、东亚已经形成了三个区域的价值链体系，那么在东亚价值链体系当中，中国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RCEP是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引领的位置。那么从重庆的角度来讲，我刚才讲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从国际的方向来讲，就是打通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之间的联系。以往我们跟东南亚之间的合作，其实很多是通过香港，或者说通过东部沿海。但是，现在我们也通过陆路的通道。尤其像中老铁路的通车，其实已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一个示范效应。在这个过程当中，重庆也是在这个通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位置。RCEP是奠定了一个软性的基础设施，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奠定了一个硬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软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结合，那么，就可以更好地把中国和RCEP地区通过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方式给它连接起来，实现一种双赢的结果。

  重庆电视台记者 翁弋然：很多人之前认为在国际贸易当中，发达国家才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但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跟东盟国家、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表现是比较好的。

  屠新泉：对，我们的贸易结构，贸易地理结构确实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总体的贸易比重仍然是发达国家占得更高一些。但从趋势来讲，其实是应该把重心更多地放在发展中国家。脱钩、断链确实现在是我们对外贸易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脱钩、断链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从供给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促使我们或者说是迫使我们加快自主创新的速度。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去寻找新的市场。一个是像RCEP这样的，我们在东亚地区进一步地巩固，像中东，像中亚，包括拉美、非洲，都是有很广阔的市场前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不过现在西方国家的这种脱钩、断链，其实是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实现。

  重庆电视台记者 翁弋然：其实，重庆在当初开行中欧班列的时候，就曾经探索过这种陆上的贸易规则，来尝试着打破以往国际贸易当中的这种海运规则。

  屠新泉：确实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大发展是在航海大发现之后，确实是由一些海洋国家主导的。现在很多的这些国际贸易当中的所谓的术语，都是基于海运的。但确实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尤其是中欧班列的这种运行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这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别人是不会帮我们想的。美国、英国它们不会帮我们想铁路提单怎么去处理，只有靠我们自己。当然，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新的制度建设的需求。对于这种尤其是像陆路运输来讲，这种相对比较新的国际贸易的运输方式来讲，是创造了一种很好的范例。未来，其它国家之间开展这种铁路国际贸易的时候，也可以去参考。那么，这其实也是中国提高我们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一种方式。

重庆电视台记者 翁弋然：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当中提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对于这个比喻，您是怎么来理解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我国贸易地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由过去的面向海洋、面向发达国家，逐步向内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给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2022年，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到3331亿元，较2013年增长1.7倍。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从最初的仅一条线路，到如今形成了一张辐射全国18个省区市的物流网络。预计到202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进出口额将超过1700亿元，年均增长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