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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董秀成、董聪)全面协调需求侧系统性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布时间: 2022年05月21日 浏览次数: 次 编辑: 雨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5月20日)

董秀成 董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十三五”期间,各地方各部委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按照“三去一降一补”五项指导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供给体系的综合实力和韧性,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在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的同时,我们提出建议,进行需求侧系统性升级,全面助力“双循环”。

经济基本面概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共计544547亿元,比2020年增长4.9%。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07659亿元,增长7.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14275亿元,比2020年增长9.1%;第二产业投资167395亿元,增长11.3%;第三产业投资362877亿元,增长2.1%。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2020年增长0.4%。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1.8%;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2%;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3%;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1.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比2020年增长6.4%;中部地区投资增长10.2%;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投资分别增长3.9%和5.7%。

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共计24100元,比2020年增长1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6%)。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645元,比2020年增长17.8%,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增长1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3%)。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其中城镇为28.6%、农村为32.7%。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5年约为0.389左右,相对较低,2000年以后快速上升。有数据显示,2008—2019年,一系列政策出台,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于0.4的状态,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是中等偏高的。

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9.1万亿元人民币,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21.4%,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出口额达到21.73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同样打破原有纪录;进口额达到1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1.5%;贸易顺差为4.37万亿元。202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3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增长31.4%,进口增长4.8%,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9.5%至2112.8亿元,为2011年以来最低值。从这些数据能够看出,对疫情的相对有效控制使得中国经济在遭到短暂冲击后迅速恢复平稳。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期间,与中国达成合作的其他国家也受益匪浅。2021年中国的第一、二、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美国,它们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都增长了20%左右。

结合上述数据,并从客观实践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较好成效。2015年,中央基于对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成为经济工作的主线。面对新形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则要求协同强化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

正确把握需求侧管理

需求侧管理经历了由侧重通过总量调控宏观经济到注重结构性特征的发展演变过程。起初,宏观经济学关注有效需求问题。随着微观经济学研究基础和理论框架的逐步完善,形成了“总需求—总供给”这一经济学领域核心分析模型。重视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如汉森、萨缪尔森等)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实际强调的就是通过财政手段和货币总量来调节宏观经济。从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的相关研究而抽象产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开始,即IS-LM模型(即希克斯-汉森模型)和IS-LM-BP 模型(加入了国际收支),描述和分析了产品市场的决定、货币市场的决定以及开放经济的决定,为宏观经济学微观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需求管理激发出结构化认识的新思路。需求侧管理,光谈总量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深化对需求侧的结构性认识。时至今日,需求侧管理已然发展到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驾马车”来生动表述经济增长的原理,囊括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认识框架即对总量再作出结构上的划分与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之是一种认识升华与进步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探讨需求侧系统性升级的理论和政策。

求侧所谓升级,自然是要区分老的需求和新的需求。老的需求即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而新的需求指的是“高质量投资+消费升级+高水平贸易”。

传统的投资主要是“铁公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房地产、大型商业和制造业产能等。高质量的投资是智慧的、绿色的投资,总的方向在于打造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养老、医疗、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联通海外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网络、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升级,意味着中国居民消费的范畴扩大、品质提升、理念新兴,遂萌生出新的消费增长点。新时代的消费主要体现为传统消费产品改良版、品牌化、定制化、智能化,以及服务类消费的普及化等。

高水平贸易即“优进优出”。当今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高水平的贸易,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待出口与进口,优化结构,防御风险。高水平出口更聚焦高附加值产品(如高铁、核电),实现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跃升;高水平进口主要聚焦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和优质居民生活用品。此外,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贸易也将成为热点。

投资、消费与贸易都是经济增长引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需求侧管理的对象,三者不可割裂、缺一不可,发展和管理中要协调适应、相互联动。

全面协调需求侧系统性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一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不同国内外形势下、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要考虑适宜的路径和手段。于现阶段中国发展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主线,也是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目标也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提升居民的工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有助于提升需求能力,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也是萨伊定理阐述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理论的内容。“供给学派”理论给多国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依据。

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主张以需求管理为核心,其灵感多来源于马尔萨斯。不少专家认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干预或宏观管理中,尤其是在宏观经济遇到较大困难的关键时刻,通常采用的是需求管理的手段,因为需求管理使用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能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扩大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在实践上,美国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正是通过一系列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经济政策,有效应对了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和这里提出的“需求侧系统性升级”有部分类似的政策目标,即激发经济活力、拉动经济增长,但两者在其他政策目标和发展环境与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别。

例如,“罗斯福新政”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应对经济危机,依据的凯恩斯经济学过于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的“滞胀”。

我国尽管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但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我国正处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总体上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相对严重,没有出现负增长危机。从发展阶段看,1933年美国城镇化率高于5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于70%,服务业就业比重近50%。相比之下,根据相关公开数据及我们的测算,我国2021年城镇化率为64.7%,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53.3%、服务业就业比重不到50%,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需求潜力存在非常大的激发和释放空间,服务业的有效发展也是万众期待。

我国的需求侧系统性升级政策手段,不是照搬美国经验,也不是传统需求学派的简单应用。我国的需求侧系统性升级,要抓好“两高一升”核心任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刺激需求。我国的需求侧系统性升级,在肯定政府在部分领域适度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更强调的是中国十四亿广大人民的参与、市场活力的充分激发和市场潜力的充分释放。这既是短期的着力点,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中国梦”的长期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同时,从中国梦的基本属性上看,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中国人民的梦,也是世界人民的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需求侧系统性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密切关注和追踪的方面,是指导方向,是决策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助力需求侧升级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方式。因此,需求侧系统性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不可脱节,是双重维度的协同发力,进而加快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唯此才能走出更具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加快推进需求侧系统性升级

当前,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尤其需要加快推进需求侧系统性升级。

在高质量投资方面:一是借“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之势,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二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充分鼓励新投资中的公私合营等多种参与模式,激发不同类型市场主体在城市(群)建设中各展所长,助推科技进步、市场繁荣、生活便利和竞争优势提升。三是注意投资中的“三控”问题,即控能(主要指能源总量和煤炭总量)、控污(主要指空气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控碳,避免盲目性。投资升级关键是通过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激发内需潜能,形成良性的内部循环。

在消费升级方面,一是充分关注正在崛起的、队伍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消费不再是“排浪式、模仿式”,而是品牌化、定制化、智能化,这也就倒逼供给侧要更多地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品牌溢价,适宜发展高端产品线。由此,城乡消费市场都有可观的开拓空间,为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应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新型城镇化,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新型消费型企业的营商壁垒。二是大力培育服务产业新的增长点,为经济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服务类消费的均等化和日常化创造了众多经济增长机会,比如健康服务、文娱服务、金融服务(对私业务)、教育服务、信息服务等。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比较利好。三是随着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应围绕消费升级,完善相应的服务政策,依托港口优势,提升服务水平,打造完善的物流运输网络,解决内外流通短板,以保税区为基点增强内循环动能。消费升级关键在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响应与联动,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同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国内市场优势,为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和保障。

在高水平贸易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多层次自贸协定及国内自贸区建设契机,深耕商品、服务、工程、资本和货币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加深跨国经济联系,提升在多极化的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和分散风险的实力。二是以“高水平开放”促改革。通过新一轮开放,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更多,市场也更广阔,优胜劣汰,仅靠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已然难以立足。只有通过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能够全球配置和优化资源的“企业联合舰队”。三是通过主动扩大进口,满足广大人民对商品与服务的多样化美好需求。进一步下调关税整体水平,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降低进口环境的制度性成本。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在合理区间上都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联动。四是在为高水平贸易保驾护航的过程中,外交、军事、安全、情报等领域也存在和延伸出深层次的需求。这些方面需求的满足有着更长远的意义,关系着祖国领土完整、边疆安定、能源通道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贸易的升级关键是加强共赢且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提升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及激发大、中、小企业活力,找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定位和机会,综合提升科技和管理实力,推动中国产品、服务、资本、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

 

【本文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资助项目“‘十四五’推动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董秀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董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

 

附:原文链接

http://econ.cssn.cn/jjx/jjx_xzyc/202205/t20220520_54090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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