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屠新泉）中国入世20年： “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入世后则有了浮标”
中国入世20年： “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入世后则有了浮标”
(来源：《南方周末》 2021年7月8日)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周年，在这20年里，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受益方——GDP跃至世界第二，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者——根据此前WTO研究和统计司的数据，20年里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翻番，中国进口总额也增长了将近6倍，中国2020年的进口已经占到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1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加入WTO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关税总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5%以下，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更低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国入世实现了与世界的共赢。
加入WTO是一项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但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渐起，WTO的命运又会与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联系？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中心主任李巍，共同探讨中国入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
南方周末：入世20年，中国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和入世之间的关系？
王辉耀：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我们入世以及前期的入关谈判筹备了近15年，可以说入世贯穿了改革开放前期的整个过程。原来我们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被几十个国营国家贸易公司垄断，进出口必须有配额，加入WTO意味着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为了筹备入世，中国修改了几万条对市场经济而言“不合时宜”的条款，在观念上、实践上和制度层面彻底革新。
可以说，加入WTO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入世后，中国对全球GDP增长贡献多年保持在30%以上，中国和WTO可以说是互相成就。
屠新泉：入世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早期的改革只是在一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如果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试点式改革，那从加入WTO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改革了，不像以前那样“零敲碎打”。因为WTO给了你一套现成的市场经济标准，这不仅仅关乎关税问题，还是一种经济市场体制的顶层设计，只不过这种顶层设计不是我们主观去设计，而是通过引入国际规则的形式来实现，如果说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入世后则有了浮标。
李巍：中国入世对国内经济和整个外交层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把40年改革开放分为前20年、后20年，那么前20年中国在艰难地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后20年，中国不仅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也受惠于前20年改革成果的红利，两个红利让中国经济从2001年之后起飞，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GDP位列全球第二。
很多国家都加入WTO，为何只有中国成就如此巨大？这是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优势，一方面释放了劳动力，为低端制造业提供劳力；另一方面大学开始扩招，产生了一批相对廉价的“工程师”团队，由此才会出现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
南方周末：当时入世谈判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王辉耀：一开始都把入世看成“狼来了”，中国的制造业会受冲击。典型的像汽车工业，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最流行的车型是德国大众的桑塔纳，款式十几年没改还要卖到30万，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它没有竞争压力。加入WTO意味着要按国际标准走，彻底放开市场，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汽车行业最充分竞争的市场，不光有各种品牌汽车，电动汽车、新能源车这类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也在全球最早“落地发芽”。
屠新泉：入世谈判可以说是“谈谈停停”，从1980年代就开始，1990年代初期一度谈判停摆，真正恢复是在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1997年）开始。谈判中，当时我们有意识地学习引入一些新的制度，为入世做铺垫。不仅不断自主削减关税，对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制度也在跟随谈判进程做出相应调整。
但我们仍坚持去做，不仅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包括加入WTO获得最惠国待遇，以及在世界银行中长期获得大量贷款等，更因为面对美国，多边体制多边组织是牵制它最有效的方式，通过遵循普遍实用的规则，发展中国家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编者注：入世谈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代初到1986年，筹备复关谈判。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2年，进行入关谈判并审议中国经贸体制。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进入实质性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并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WTO仍是全球化的重要支撑”
南方周末：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WTO是否有功能职责上的转变？
王辉耀：这是肯定的，但前提是成员的意见能否一致。WTO施行的一票否决制度，意味着160个成员需要意见统一。比如欧盟与中国之间，欧洲目前在华投资体量很大，尤其是德国，对中国就会有诉求；比如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放市场、对国企进行改革等等，这意味着需要先明确国内的改革方向。中国过去20年从入世中获益良多，我们持续参与的意图明确，只是说大家怎么坐下来把这事谈得更好。
屠新泉：目前大部分国家都还在WTO的框架下认真遵循规则，对以往作出的承诺仍然是有效的，贸易争端只是少数情况。拜登政府明显对多边贸易体制“更友善”。他一上台就通过了WTO总干事的任命，也重返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做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美国也需要盟友，而它的盟友、尤其是欧盟都支持多边主义，所以美国也必须支持多边，至少表面如此。但是美国所喜欢的多边是一种小范围的多边，也就是美国和它的盟友构成的俱乐部，不是一种真正的、普遍的多边主义。
南方周末：今年11月，WTO即将举行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
屠新泉：一些议题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比如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渔业企业谈判、渔业补贴，目的是为了削减成员对渔业捕捞的补贴，保护海洋资源。虽然不是直接贸易行为，但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环境，还有气候变化、投资便利化等问题。这几个谈判都不太复杂，涉及的问题没有那么尖锐，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
王辉耀：目前，各成员还在积极推动议题的形成，问题的关键是各成员利益诉求不同，如何找到具有共识性的话题。WTO2019年度公共论坛中，我提出了关于“减少塑料对海洋排放”的议题，要求WTO成员在塑料生产运输环节提高标准，得到了比较好的回应，因为它契合了很多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需求。WTO的当务之急是能否在一些议题上凝聚共识，凸显出工作效率。
李巍：WTO部长级会议是WTO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重大事项都是靠两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通过，目前美日欧在进行一场经济上的协调，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的协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没有放弃WTO，至少表面上仍然支持全球多边贸易。
南方周末：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兴起，WTO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王辉耀：WTO虽然面临挑战，但仍是最大全球贸易平台。你找不出第二个能同时囊括美、欧盟、金砖国家（注：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等全球90%的贸易国家的国际组织，可以称之为“经济联合国”。像是中、美、欧盟这样的大国谈判，最终还是要回到WTO的平台上。拜登的意图是想要联合盟友，除了重回WTO，美国还参加了G7峰会、举行了美俄峰会等，回归多边体系的意图比较明显，这有助于WTO日后工作的开展。
屠新泉：WTO最重要的三大职能：一是制定规则，二是执行与监督执行规则，三是解决贸易争端。其中第三个职能最重要，因此WTO上诉机构也被称作“皇冠上的明珠”。
美国阻挠上诉机构的运行，一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信奉单边主义，更因为上诉机构的宗旨是维护自由贸易。据我观察，美国在以往的很多判决中是败诉的一方，尤其是在反倾销、反补贴问题上，因此美国早就对上诉机构心生不满。特朗普政府不想再受WTO的制约，在很多议题上进行阻挠就不难理解了。
李巍：目前WTO所遇到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争端解决机制形同瘫痪，美国否决了上诉机构的法官提名，目前还没有恢复正常；二是WTO目前遵循的贸易规则基本都是二十多年前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的规则，全球经济出现了诸多新变化，特别是数字贸易快速发展，需要新的规则来加以规范，但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农产品贸易等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WTO还没有建立起新的规则，难以适应未来的全球贸易发展。
南方周末：中国是否要参与到WTO的改革中？如何处理可能发生的矛盾？
王辉耀：更好地参与，意味着需要更积极主动，就是我们该发言的发言、该提建议提建议、该改革就改革，而不是像一些国家所言的中国只是在“搭便车”。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推广自己关心的议题，比如中国关心的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数字经济问题、国企的“竞争中立”问题，WTO以往更关心贸易而不是投资，投资贸易便利化相当于赋予WTO新的职能。其次我建议更好地发挥WTO秘书处的作用，使得WTO的一些具体工作能够更加独立。毕竟WTO对中国未来仍是全球化的重要支撑。
屠新泉：WTO改革最初的提出者是美国，美国的主要目的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职责。但由于后来特朗普政府对WTO采取了很多破坏性的做法，中国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积极主张修复和维护现有体系，同时对其进行必要改革，增强其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效果和效率。
李巍：目前来说WTO改革非常困难，因为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这4个主要的经济体都抛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在很多根本性问题上都有分歧。尤其要关注到的是，七国集团会议以前主要是讨论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但是从今年开始七国集团增加了贸易部长会议，这是前所未有的。可见美国的优先议程是在七国集团的框架之下达成贸易问题上的共识，然后再把这个共识推向全世界，不排除拿到WTO上来讨论的可能。
（编者注：2017年，WTO上诉机构多名干事离职，美国反对启动新的成员遴选程序。2020年WTO前总干事阿泽维多辞职，给WTO的未来蒙上阴影。作为世贸机构的“终审法院”，上诉机构的作用举足轻重，WTO的职能被大幅削减，但对其改革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中心主任李巍。
“区域性的贸易体系会兴起”
南方周末：持续的疫情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多大影响？
王辉耀：可以看到，因为疫情国际贸易大幅停摆，目前正在缓慢复苏，这样的状态可能要维持1—3年，去年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历史上看，无论是一战、二战，战后的经济秩序恢复依靠的都是贸易。新冠疫情虽然不等同于战争，但对全球的经济秩序破坏同样很大，除了依靠全球贸易恢复经济，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巍：新冠疫情从短期来看放大了中国的贸易优势，过去一年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非常喜人，这是因为其他国家遭遇疫情的重创，而我们的疫情管控比较好。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外贸形势仍然严峻，主要表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产业链重构，新冠疫情暴露了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他们要把以前过长的产业链开始收缩，而这种重塑就是一部分要回流到本土，或者近岸地区。这种调整实际上是逆全球化，区域性的贸易体系也会因此兴起。
南方周末：除了WTO，中国目前还在积极推动和加入一些区域性贸易组织，比如前不久的RCEP，以及还在推动中的中欧贸易谈判，这对未来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化有何意义？
王辉耀：全球化与地缘政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是共识，这是在美国主宰下的高歌猛进。现在多极化出现，也是因为美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很大问题。这种区域性贸易抬头后，势必会逐渐发展，与全球化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二者很有可能在过程中相互借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WTO这样的全球化组织势必受到挑战，但我个人判断，WTO也会向着更高标准的全球化“进化”，只要美国、中国、欧盟这三大经济体能达成一致，未来更高水准的全球化仍会回归。
屠新泉：面对全球化退潮，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是一种基于情势变迁的必要调整。一方面我们积极加入区域性组织，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达成这一效果，首先跟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有关，相应的国内循环体量能够支持起来。其次我们的贸易依存度（贸易额/GDP）逐年下滑。在未来一段时间，贸易和投资的更高水平一体化将更多通过区域路径来完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区域化也将更加凸显。但是WTO仍然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和框架，在适当的时机，相关规则的多边化仍将是最优的选择。
李巍：未来像RCEP这样的区域性贸易组织会越来越重要，而且和WTO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工。这类区域组织的门槛标准肯定都高于WTO，它会触及一些重要领域，或者自由贸易的步伐可能会更快。未来的一种可能性是，在一些新兴议题上，很有可能是先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在少部分国家内部达成一致，经过全球认可后，再通过WTO向全世界普及，区域贸易与全球贸易以更加迂回的方式产生联系。
（编者注：全球化遇阻，伴随的是区域性贸易崛起。中国加入由东盟发起的区域贸易组织RCEP，同时与欧盟开展中欧协定谈判，区域性贸易和WTO或将共塑未来的全球贸易格局。）
附原文链接：https://www.infzm.com/wap/index.html#/content/209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