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董秀成：《低碳蓝皮书》为碳达峰碳中和贡献智慧

（来源：《中国石油企业杂志》 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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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成：博士，著名能源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石油流通协会副监事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能源资源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特聘专家、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经济学会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和大型石油公司提供战略和政策咨询工作，并经常接受境内外重要媒体专访或采访，被誉为“当今中国最为活跃的专家学者”之一。入选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美国国际能源技术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记者：

董教授，您好，很高兴采访您。我们知道，您最近作为主编之一，主持编写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2020-2021）》（以下简称《低碳蓝皮书》）。我们了解到，这是一本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系列报告，每年将发布一册。您主持编撰这本蓝皮书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董秀成：

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我们面临的大气灾害不只有酸雨、臭氧层空洞和光化学烟雾等，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也会引发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严重危害人类的长期生存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承担国际碳减排任务，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国家战略。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在此背景下，《低碳蓝皮书》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科学地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为低碳发展贡献智力支持。

记者：

您能介绍一下《低碳蓝皮书》的主要内容吗？

董秀成：

《低碳蓝皮书》分为六大部分：低碳政策篇、低碳产业篇、低碳金融篇、低碳技术篇、低碳能源篇和低碳专题篇。低碳政策篇包括低碳经济政策、低碳财税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以及低碳金融政策；低碳产业篇包括火电减排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节能建筑产业、工业节能减排产业、资源回收产业以及节能材料产业；低碳金融篇包含碳税、碳交易市场以及低碳投融资；低碳技术篇包括碳利用技术、清洁煤技术、节能技术与展望以及绿色照明技术；低碳能源篇包括风能、太阳能、天然气、核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以及生物质能；低碳专题篇包括2020 年发生的低碳热点和重点事件分析。

记者：

您能谈谈《低碳蓝皮书》的主要特点，或者说，和其他相关低碳书籍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董秀成：

《低碳蓝皮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低碳蓝皮书》内容丰富、系统全面，涵盖政策、技术、产业、能源、热点事件等方面的分析与展望。二是《低碳蓝皮书》语言简洁明了，全面分析2020年国内外低碳发展的新趋势、新动态、新特征。《低碳蓝皮书》以文字分析为主，辅以必要数据和图表，强调逻辑性、高度性、概括性和权威性，力求对2020年低碳发展现状及有关热点问题进行高度概括和系统剖析。例如，低碳政策篇指出2020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各国在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仍然选择实施积极的低碳减排政策。三是《低碳蓝皮书》内容专业性、逻辑性强，具有较高的实践参考价值。《低碳蓝皮书》对2021年低碳经济发展发展提出看法和观点，对于政府、企业以及科研人员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低碳专题篇从低碳经济实现路径的现实发展角度看，宏观层面，关注碳中和相关政策的研究与解读，着重探讨了碳中和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其阶段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中微观层面，结合现阶段宏观发展目标，回顾中国相关行业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现状，对其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措施。

记者：

作为油气领域的著名专家，您怎么看待“30·60”双碳目标对于油气行业的影响呢？中国油气企业低碳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董秀成：

中国油气企业的低碳转型发展是一种跨界发展，当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需要科学评估进入新领域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传统油气企业布局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领域，推进和实现业务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广泛共识。中国油气企业低碳转型发展可能面临以下几种挑战。

一是国内一次能源需求量大且持续增长。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非常旺盛，并且预计在基准情景下，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7.05亿吨），并在此后逐渐回落，预计到2050年石油需求量将下降至5.9亿吨。中国在面临2020年疫情时，“新基建”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在探索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积极信号，预计将成为新的经济复苏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资金涌入传统重工业导致中国煤耗量在之后几年持续攀升，将经济发展长期定在高能耗且高排放的情境下。而“新基建”预计投资规模达2050亿美元，其中59%将用于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13%将用于特高压工程建设。这些投资本身将直接催生对钢铁和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巨大需求，而煤电很可能也会借势卷土重来，这为能源行业的清洁低碳转型带来重大挑战。中国油气企业低碳清洁转型策略需要兼顾能源成本和能源安全，否则在实践中难以兑现。清洁煤炭利用受到高成本和碳排放的约束，需要从技术和整体能源系统安全效率出发来决定政府的政策导向。一般来说，煤炭清洁利用包括整个产业链的清洁化和效率提升，而煤制气和煤制油的基本立足点是环境污染转移、降低污染成本和保障能源安全，政府需要从这些角度进行行业规划。

二是低碳转型下中国油气企业整体成本增加。碳减排压力下，行业的整体成本肯定会增加。因为要想减少碳排放，首先需要采取技术手段，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排放，这都需要以成本增加作为代价。在终端应用上，比如交通领域，碳排放越少，对油品、发动机的要求就越高，汽油从有铅到无铅，从国Ⅰ到国Ⅵ，每升一级，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这就是企业要面临的问题。石油企业本身是能源的生产者，从上游开采、储存、运输到终端用户，需要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把产生的碳排放尽量降到最低。但这样是不够的，有些企业已经意识到，即使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降到最低，自己所处行业本身也会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所以要进行转型，主动降低石油天然气业务占比，向更绿色、低碳的方向转移。展望2020— 2030年，能源行业对于能效提高的行动选择将至关重要。2020年，油气企业将会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其中一个是来自马德里的气候协议。能源公司应该怎么投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如何发力，在低碳农业方面如何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如何配置，技术创新如何提高能效等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全球能源行业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在中国油气企业的油气资产组合中，预计未来天然气依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比例，但是各油气企业已经开始力争在其天然气产量组合中提高绿色气体的占比，即提高绿氢、合成甲烷和生物质甲烷的产量。中国油气企业意识到绿色能源在其未来油气资产组合中的重要性，采取技术手段限制天然气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应用而使之低碳化。

三是CCUS 示范项目的成本相对较高且能耗大。CCUS 示范项目的成本相对较高，是阻碍CCUS 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油气企业低碳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CCUS 示范工程投资额都在数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而且，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引入碳捕集将额外增加140 ～ 600 元/ 吨CO2 的运行成本，如华能集团上海石洞口捕集示范项目的发电成本就从大约每千瓦时0.26 元提高到0.5 元。CCUS 项目的重要贡献在于减少碳排放，但在碳排放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的情况下，企业的减排收益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开展CCUS 基本属于企业自发投资行为，很多项目也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启动或难以持续。在煤炭行业不景气、油价下跌的宏观形势下，更使企业收益进一步收窄，影响企业开展CCUS 示范的意愿。当前，中国CCUS 技术仍处于研发和试验示范期，极为缺乏大规模、全流程CCUS 项目示范经验，因此不仅在技术层面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真正可复制的、经济有效的、被大众所接受的案例也少之又少。此外，在现有CCUS 技术条件下，部署CCUS 将使一次能耗增加10% ～ 20%，效率损失很大，这也是推行CCUS 技术广泛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

记者：

您刚才谈了这么多问题，那油气行业未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以上问题呢？

董秀成：

在中国油气企业低碳转型的关键历史性节点，中国油气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及低碳转型的策略实质上是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实现减排承诺的途径绝不是单纯减排温室气体，而是包括调整组织架构；改变投资组合，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发展CCUS 和自然碳汇；加强下游高附加值、低碳排放的化工产业建设等多种措施。

一是油气组合提升天然气占比。中国的能源部门一直在经历结构性的转型。中国的煤耗占比从近20 年来最高位——2007 年的72.5%，下降到2019 年的57.7%。展望“十四五”能源规划所涵盖的未来五年，这段时期将会难以避免地见证中国油气企业低碳转型方向的路线之争；考虑到在这场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社会和整体经济都已造成重大冲击的大环境下，关于油气在中国中长期能源规划的定位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争议。中国油气企业在未来应当要稳定能源转型的投资规模。中国未来的油气需求仍然会不断攀升，但是会保证逐步提升天然气占比，并且力争在其天然气产量组合中提高绿色气体的占比，即提高绿氢、合成甲烷和生物质甲烷的产量。未来交通用能结构将更加多元，油品占比逐步下滑，但仍占据主导地位，2050 年油品占交通用能的比重约为61%。稳油增气、提质增效是基础。在我国深化油气体制改革的当下，上下游一体化的国有石油公司将面临重组，上游勘探开发业务将成为国有石油公司生存和发展之基，稳油增气、提质增效是石油企业转型的坚实基础。天然气作为低碳转型的过渡能源，其战略地位已成共识。无论从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天然气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的必要性，还是从国外大型石油公司的转型经验来看，增加天然气比重应是国内石油公司推进能源转型的现实首选。

二是增加对低碳领域和新能源项目投资。中国油气企业在以天然气为过渡能源的同时应积极拓展新能源业务，在对传统业务的投资做“减法”的同时，将会保持在低碳领域和新能源项目投资做“加法”。由于政治压力和投资者压力，选民和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加速能源转型；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将重点放在对引领能源转型的公司的投资上，如气候行动100+（管理资产超过40 万亿美元）等组织明确提出从高排放企业退出投资。中国石油计划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业务，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按照中国到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起草了低碳发展计划。一方面，中国油气企业或将大力布局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业务和天然气发电业务，同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维持传统石油业务布局，调整公司业务结构，试图利用这些新业务减少的碳排放中和传统石油业务产生的碳排放，最终实现中国油气企业低碳转型的目标。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进行一些更为深入的、前瞻性的探索，尤其是在低碳能源领域。部分学者认为氢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领域，且欧洲已经有许多企业把氢作为基础燃料，还有的企业正在研究天然气管网能否用来输送氢气的问题等，可以看出氢能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三是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在低碳转型和国内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天然气产业链上的并购活动将日趋活跃，尤其看好城市燃气领域；此外，炼化行业优胜劣汰，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部分企业通过并购向上下游延伸业务，实现产业链的紧密整合；在国际油价徘徊低位水平时，财力雄厚的部分中国买家或许考虑出海收购“物美价廉”的上游资产。预期待疫情结束后，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持续关注中国市场。跨国公司为抓住机遇将考虑与中国企业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在高端炼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综合能源服务站等领域。除了传统的油气领域，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也将创造更多机遇。例如氢能源产业与天然气和石化产业的进一步整合、综合能源服务站（加油+加氢+ 充电）以及利于降本增效的先进作业技术等。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下寻求新的机遇及增长点，将会是优质投资人和企业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的油气企业也开始了转型之旅，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等低碳清洁能源在中国都发展得非常好。中国还在CCUS、碳税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在CCUS 技术上，中国已经是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但CCUS 技术的重点绝不是简单的捕集和存放，它的重点应该是利用。在未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里，能够吸收捕获二氧化碳的“超级植物”应该成为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手段。CCUS 技术既可以对冲自身碳排放，也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减碳服务，形成新的产业。中国油气企业正按照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目标开启企业转型之路，重视布局前沿低碳技术和业务，争取未来发展主动权，如研究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氢能利用、生物燃料等。国内石油公司应加强科技投入，注重新技术、新材料在油气领域的应用，强化勘探开发核心技术，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附：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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